新港城记闻——古雷镇集体搬迁三年见闻略记

raylinVIP

2017-09-17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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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寺位于临近杜浔和霞美两镇交界处的一座丘陵上。在山顶远眺，会发现在连绵的梁峰与碧海的映衬下有一处颇为突兀的景观：在四散分布的乡村聚落之间，耸立着一簇庞大的高层建筑群：土黄色的高墙耸立，将本可以向南延伸至海滨的视线斩断，楼群的高度与围绕它延展的崭新柏油路面宣示了它年轻的生命。这一新生的现代化社区正傲然俯视着脚边奄奄一息的乡村矮屋。在这个新生命以南是一个面积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半岛，那是我曾经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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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前景色

曾经，有十余个村落扎根于此。而如今，这里人烟稀少，古老的村社仅仅剩下残骸。一条新修的柏油高速公路从这些尸体间穿过，直达半岛南端的石化港口。

数年前，由于半岛南部的深水良港，故乡的土地被卷入现代资本市场。先是一家石化生产企业落户于此，石化厂房与油气储罐将番薯、花生驱逐出农田，在浇筑了混凝土的地面上扎根生长。现代工业设备的狰狞外貌并未能向农民言明其自身的功能，人们提到时往往只能指指点点。

随着工业区的扩大，政府将码头与工厂所在的整个半岛规划为专门的石化生产基地，于是村庄聚落也面临搬迁。接下来，在村民与拆迁方斡旋的岁月里，村庄在占地、扩建与搭盖中失去了人们熟知的旧日面孔。最终，当一切斗争都停止，人们接受了背井离乡的命运，交换的条件是住房的保障和搬迁赔偿款。这片土地被竭力榨干最后一点属于乡民的价值后，于某个黄昏宣告了它前半生的死亡。以这片土地的一次死亡为代价，那个兀然耸立于乡村景观间的现代楼群才获得了生命，它被用以为失去土地的人们提供住所。新港城，一个同大多数城市花园小区名称一样索然无味的地名，被标注到地图上。在这里，失去家乡的人们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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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后的废墟

今年是整个村镇集体搬迁后的第三个年头。

相比起初入社区时的种种不适，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空间格局，及与其相关联的生活规范。起初，垃圾尚会从三十层的高楼飞下，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废弃物在围墙的角落、草坪与道路边成群栖息。在物业人员的艰难工作下，乡民们努力地学习适应新社区的生活秩序。

现在，垃圾们大多学会了搭乘电梯下楼，乖巧地投身于城市街道典型的小巧垃圾箱与常见于农村垃圾堆的废旧油桶之中。据说，过去同垃圾一同飞下的还有家禽的羽毛。当时，鸡鸭们常在楼道、电梯口散步，撞见陌生人后惊恐逃窜，往往不慎抖落蔽体的衣物。不过这早已成为了遥远入住年代的荒唐传说。

现如今，一方面在高层住宅饲养家禽并不被允许，另一方面，这样的活动在当下也显得没有必要：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手中货币充足与市场消费品获取便利的时代，自行饲养家禽无疑是效率低下、缺乏理智的行为。不菲的拆迁补偿款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购买力，使得这一社区成为了吸引临近区域商贩与各类投机者聚集的庞大市场。沿街商铺的盛况暂不必多言，且看编号十九与二十两个居民区之间一条近五百米长、被用作临时农贸市场的街道上商贩紧蔟、叫卖连天的景况，便能够感受到消费者的慷慨与售卖者的喜悦。不少老人每天要到这里买菜。大半辈子只行走于乡间小路的老人们现在熟练地操作电梯上上下下，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认识阿拉伯数字，但凭借尚未衰朽的头脑和老年人的顽强，依然学会在一排排标注了异域符号的按钮中识别出自家所属的楼层；外观高度相似的社区建筑、缺乏区别度的道路路口，也无法阻止老人们蹒跚于高楼之间，从市场带回每日烹饪之所需。而在搬迁之初，经常有老人迷路找不到家、在街边痛哭的事故发生，引得闲谈的人们阵阵叹息，随着老人们穿过一个个小区与旧日同村的好友相会、加入聊天的群体中，这样的话题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讨论。总之，当农村生活被塞进城市社区的空间格局中，人们就不得不对旧有的生活习惯加以裁剪，保留一些东西，同时生长出一些新的东西。在我伯父家的阳台上，便有着新旧生活妥协后的产物：几箱盛着泥土的泡沫箱里，茁壮生长着祖母种下的蔬菜。翠绿的植物纪念着这家主人与土地曾经结下的深厚友谊——尽管他们已经被迫分离。

空间的变革除了引起一些日常生活习惯的变化，也给旧的生活共同体带来冲击。

在乡村中，宗族多围绕宗祠栖居，将血缘上的亲密关系转化为生活空间的临近关系，安宁和睦也好、争吵打闹也罢，和与不和共同纠缠构筑了血亲的日常生活。

而如今，在同一栋高层建筑中的家庭来自不同的村社，人们在电梯中相遇，只是因农村人的质朴热情而相互问候，彼此间并不熟识，更不用谈亲密关系的联结。宗族共同体在空间上被打碎分散，由此带来的是共同日常生活的分离，所引起的，还有某种对亲密关系理解的变化：过去对宗族关系的理解，往往包含了日常的共同生活，而今抽去了这一直观可感的内容，使得血缘这一观念得到突显。搬迁后，有的家族购置了商品房加以改造，将各家神位集中供奉，发挥类似宗祠的作用。于是一年中几次重要的祖先祭祀，便成了平日里不常见面的族人在空间上汇聚的重要时刻。抛却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碎、房前屋后的笑声与争吵，“宗族”、“兄弟”、“血亲”这些词汇，在先祖肃穆的灵位下，在星星点点的香火间，在袅袅腾起的香雾与燃烧纸幡的烈焰中，经过磕头祭拜等方式被重新理解。空间变革带来的宗族散居，在使祭祀成为联结这些分散小家不可替代的方式的同时，也使得宗族关系的神圣色彩更加浓重了。

我的家族不大，祭祖场所是一间朝西的屋子，集中供奉了各家的牌位。门前有一片还算宽敞的露台，十分幸运的是，这里恰巧正对着高楼间的空档，视野没有受到阻挡。黄昏时分，夕阳掠过远处梁山山脉的峰尖正好能映入室内，此时，先祖们的精气如果恰好凝聚于牌位之上，便能欣赏这一胜景。
此处名为“思源堂”，经家族中长辈商议后敲定其名号，取饮水思源之意，寄寓了对族人思念祖辈恩德的企盼。每逢祭祀，族人聚集，彼此间的问候不绝于耳，成年男性家长们的交谈声热情洋溢，似乎表明了古老的生活共同体暂时抵抗住了生活格局剧烈变革的冲击，以某种方式在现代城市社区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在年轻一辈稀疏的谈话与彼此生疏冷淡的表情中，以及尚在襁褓中婴儿一脸疑惑的茫然里，却潜藏着某种隐忧。

刚刚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休的伯父在一次茶叙中表达了他的担心：“你们年轻人将来大多都在外面发展，大家去不同的地方买房子娶老婆，在不同的地方生活，慢慢就分散开了。家族观念、责任感强的呢，也许一年中会回来几次敬拜祖先，观念淡一点的，渐渐也就忘了。”的确，对分散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说，要他们接受与自身生活语境不直接相关的宗族观念无疑是一种挑战：供案上刻着字的木牌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生疏甚至未曾谋面的年长的、年轻的面孔又为什么与我相关？为什么这些冠以“兄弟”之名的“陌生人”相比于朝夕相处的朋友有着“不可绝”的优先性？......种种怀疑都有可能被提出，却难以在彼此分散的城市生活中得到回应。也许在未来，这一古老的共同体将面临消亡的危险，又或许，它会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经受住代际演替与时间的考验。站在堂前，望着牌匾上的“思源”二字，我只能将这种忧虑付诸某种冠以未知之名的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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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祠

给传统生活带来冲击的并不只有空间的变革，还有财富的增长。以家园、赖以生存的土地与海洋为代价换来的搬迁赔偿款，对世代务农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前所未见的巨额财富。失去土地、海洋的叹息声，很快就被补偿款到手的欢呼声所淹没。扣除购置房产的必要资金，剩余的款项依然是一笔不菲的资产，它使得将谋生意义上的劳动从生活中剥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待财产的态度与经营生活的理性程度上的差异，成为促成人群分化的重要因素。

在初入新居的2015年，社区街道上四处悬挂着禁赌的红色标语与各类宣传赌博危害的告示牌，这些是赌博活动在迅速占领、破坏这一地区后升起的胜利锦旗。事实上，赌博在过去的农村中并不鲜见，只是受到财产有限的制约，它尚能与日常生活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充当白昼劳作后的调剂；尽管偶尔有无可救药的赌徒家破人亡的惨剧发生，但对大多数将赌博作为适可而止娱乐的人而言，赌博很少给家庭生活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

然而，一夜暴富给一些人带来了钱花不完的幻觉，助长了孤注一掷的心理。同时，地下非法赌场也大量涌入，趁赌徒们沉醉在彻夜的疯癫与迷狂之中，将他们的财产悄悄收入囊中。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他们在经历了一段醉生梦死的幻境之后，变卖了房产和汽车用以抵债，重新堕入了日复一日的艰辛谋生之中。有一位不知名的中年人在破产后靠当来往于社区与其他集镇的公交车司机谋生，据人们说，在谈及自己的破产时，他还是相当地平静，只是末了也会尴尬而无奈地一笑：“有什么办法呢。”

嗅着存款气味前来的不仅有经营地下赌场的赌场主，还有尾随而来的各类金融诈骗者。他们有如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号称掌握了让财富迅速疯狂增长的“倍金秘方”，以提供金融产品、顾问之名行非法集资、圈款逃亡之实。有心思理家但缺乏防诈骗常识与防备心的家长、主妇们，很快就在金融骗子关于财富增值的谎言中神魂颠倒，交出了家中的巨额存款。就在他们靠在沙发上喝茶、发呆，或是幻想着千万资产的降临，或是企划着未来富足生活的宏伟蓝图时，财产早已不知去向。不少家庭由于类似的原因损失惨重，使得政府方才回过神来打击金融诈骗和进行防诈骗普及。如今，防范金融诈骗的标语大多已经撤去，在一些地方偶有悬挂。金融诈骗者在狠狠咬下一口肉后，暂时稍微地远离了这个地方。

对那些较为理性、精明，同时也是幸运的人们来说，巨额款项带来的正面效应是显著的。那些在搬迁后仍然继续经营着产业的人，将这笔资金用作扩大产业的资本，以期获得更为长远、更可观、可持续的收入。锦源叔一家早在村里就经营着海鲜生意，如今面对新港城巨大的市场，他们取出一部分资金扩大了经营规模。傍晚，买菜的人群逐渐散去，海鲜贩卖一空的鱼摊上显得空空荡荡，锦源叔正坐在小木凳上抽烟，烟灰掉落在他沾满咸腥海水的胶鞋上。他也许正出神，目光漫无目的地落在前方。他的儿子在外学习电器维修没有回家。在不远处，是锦源叔购置的一家商铺，他希望将来可以为他儿子经营电器维修提供店面。像锦源叔这样在获得财产后仍孜孜不倦工作的人并不在少数，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厌倦了劳作的艰辛，采取更为稳妥、轻松的方式料理家产——他们买下社区内的独栋商铺用以出租，这样每年就可以获得十余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也有人到预见了厦门岛外房产的爆热，在海沧、角美等地购置房产，近年来飞涨的岛外楼市使得房屋转手即可获得上百万元的收入。

这样看来，人们的确有可能获得一种过去幻想中的生活，一种富足、安逸，同时又无需付出劳动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生命仿佛一下子变长了：曾经被土地、渔网、海浪所捆绑束缚的白昼时间，现如今全部被释放。

人们面对突如其来大把时间的反应与面对财产的突然降临十分相似，在最初都表现出某种不知所措；随后，他们意识到这段时间可以被用作在经历前半生压抑后的娱乐狂欢，于是麻将、宴饮、唱歌、闲聊开始大量填入生活；不过，渐渐地，他们中有些也感到无节制的娱乐已经使狂欢演变成某种折磨人的无聊。

我曾经拜访过一些中老年妇女，当询问她们平日里“除了家务都还忙些什么”的时候，她们的回答十分一致：“没什么，在家里坐。”本地方言，“在家坐”意味着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一些人无法忍受终日无所事事对生命的戕害，开始怀念田地里的沙子与植物，或是渔船上的阳光与溅起的海浪。一些率先行动的人在社区南面的一条水沟的岸坡上开辟了新的菜园：水沟的两岸被整治成小巧的梯田，蔬菜从上到下一畦畦分布，为这片无主土地的新生装点色彩。有限的无主土地并不够供给众多重拾锄头的人们劳作，于是更多的人收拾农具，搭乘公交或是骑着摩托车——有的甚至开着全新的轿车——回到过去的田地劳作：这些田地的使用权现在并不属于他们，但工业尚未前来继承，这就给重返土地的人们留下可乘之机。有趣的是，这种为逃避无聊而重新开始的劳动并不包含谋生的目的，于是它似乎更接近马克思所渴望的那种共产主义式的完全自觉的、而非异化的劳动：人们不必再疲于奔命地超负荷耕种大面积的耕地，而只需要开辟一块刚刚好的土地；劳动量不多不少，正好有益于健康；注意力也更多地被投向劳动本身，在挥动锄头时，也不再焦急于将作物带回饭桌或带到市场中交换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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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亩

这样“纯粹”的劳动能够持续多久，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前段时间神庙的搬迁似乎暗示了石化专区建设的加快，也引起了劳作的人们暗暗担忧。

在闽南地区，涉及宗教庙宇的拆迁须慎之又慎，否则冲突与骚乱很多时候将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氛围下，之前由于还未能解决各村神庙搬迁后新址的问题，神庙在民房拆迁后在废墟中挺立了两年多。神庙搬迁所涉重大，故政府亦相当重视，县政府的官员也出席了此次活动。据在场的老人说，当日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请神明移驾，庞大的车队载着不下六十尊神像浩浩荡荡地从旧址奔赴新港城的临时安置点。不过，对于政府的殷勤，一些信众似乎并不买账。有人说，在神明移驾、旧庙腾空的当日，围观的妇女们都暗自落泪，有的甚至哭晕过去。让信众们感到不满的还有车队的行车次序，“走的时候，居然是做官的车在神明前面先走，几十尊神明就这么跟在后面，太惨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啊！唉，这世道……”，一位远房的婶婆在回忆当日情景时十分激动，说到此处几乎就要哽咽流泪，一旁的叔伯见状便纷纷开始安慰：“你那是不懂在乱说什么啦？人家县政府的车在前面走，是给神明开道的好不好？你没看歌仔戏里皇帝出场前面都有小兵先出来的嘛......”神威显赫、福佑乡民数百年的古代神明，在现代资本与行政权力面前也不得不让步，神尚且如此无奈，更何况背井离乡的人，这不得不让饱受乡土消亡之苦的人们倍感辛酸。神明的被迫移驾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信心失落的气氛，不过很快，有关神明灵验的新传说在搬迁后不久就在信众间流传开了。这个故事我是从祖母那里听来的，她也是在神明的临时安置点祭拜时听其他信众口传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本村正在修建的新真武庙，新庙位于高山寺所处的山上——事实上，各个村庄的新庙宇都坐落于此，形成一个庙群。主人公是附近村社的妇女，她的丈夫在新庙里做土木一类的工作，参与新庙的修建。最近的某个日子里，这位妇女丢了一对金手镯，寻物不得，便到她们村的真武庙中求告。不想翌日，金手镯便出现在她丈夫工作新庙的门槛上，又恰巧被她丈夫拾去。失物复得，皆大欢喜，一家人便赞颂神明的神奇。便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近来在信众中广为流传，人们的信心受到大大的激励，神庙搬迁时的委屈与失落也一扫而空。我的祖母在向我叙述完这个故事后，喜笑颜开地盛赞“帝爷公（本地人对真武的称呼）真灵感（即灵验）”，并叫我次日同她去祭拜，祈佑我的学业、姻缘，我笑着答应了。本村神明的临时安置点是一家闲置的商铺，室内陈设着真武造像、供案与香炉，庙公的床也搬了上来，还添置了一台新电视和空调。商铺过于空旷，显得略微冷清，幸而进进出出的人们和他们带来的香火驱赶了些许寂寥。在祖母的吩咐下，我到神明前拜了三拜，已经忘记了当时祈祷了什么，大概是合家平安一类的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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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

历经将近三年的时光，这个社区里的生活逐渐摆脱了诞生时的混乱，趋于平静，传统在这里经历了种种挣扎后，或者遭遇断裂，或者以某种妥协的形式留存下来，演变也许将会继续，只不过不会再像起初那样痛苦与刻骨铭心。

站在伯父家的阳台上，远处澄碧的海水与列屿在晴空的映衬下清晰可见。记忆中，在老家看到的海和这里似乎不太一样。那时候，去海边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碎石土路，土路两旁是高高的灌丛，远处的木麻黄林深不可测；那时候，凌晨出发去海边看日出，一路上伴随的是犬吠与虫鸣，没有城市夜晚灯光的打扰，群星璀璨宛若梦境；那时候，海滩只是海滩，没有翡翠湾那样喧闹的人群与娱乐器械；那时候，村子也只是村子，日子琐碎却平静......

不过，再多的“那时候”，也只能是“那时候”了，毕竟，我的家乡，一个名为龙口的村子，还有许许多多有着相同命运的村子，从此也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时丁酉年七月初五于漳浦

原标题：【哲学·生生】港城记闻——闽南某沿海村镇集体搬迁三年见闻略记
作者：泠然（笔名），北京大学哲学系15级本科生。本文另发于哲学系刊物《生生》，记录了作者在家乡闽南见证的故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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