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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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生活]如何做学问?三招记心中

楼主 #
更多 发布于:2020-11-21 09:35
如何做学问?三招记心中
蔡汉以
2020-11-21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2020年11月11日上午,应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澜讲坛第1期,做了题为《漫谈做学问的基本功》的学术讲座,谈及了做学问的三大基本功:知识系统、问题意识和文字表达
(来源:燕京书评)以下是讲座摘要:
金冲及

一听到我这个题目,可能在座的同志心里不高兴,怎么来跟我们讲起什么基本功?是不是小看我们了,还讲些入门的事情?我讲基本功不是这个意思。我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正好中国女排五连冠。女排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五连冠?这是全国人民都在琢磨的事情。荣高棠同志写了一个总结,他归纳起来是:“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他讲的基本功,就是经常要用到的东西。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基本功主要是三点第一,你的基础知识、知识面要广,而且要扎实。第二,要有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第三,要有文字表达能力。当然,现在做学问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功,比如怎么使用电脑以及外语等等。
刘知幾(jǐ)的《史通》说,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学、史识、史才:史学,就是基础知识、历史知识要扎实且可靠;史识,就是对一些问题分析、判断的能力;史才,就是文字的表达。后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面提出,还可以加一个“史德”,这个问题极重要
今天我主要讲前面的三个问题。孙中山在遗嘱中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我现在来讲,积累经验超过了40年。我常常想自己,也想着周围我看到的情况。我看别人之所以能够成长,关键的问题也是刚才我讲的那三条。
我自己工作变化很多。1947年进复旦大学,一直到1965年调到文化部。没工作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成了“特嫌”,被审查了五年。问题没有做结论,王冶秋同志就把我调到文物出版社。在那边干了10年,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时已经50岁了。以前,我从没做过党史研究工作。我入党是1948年初,“文革”前,搞党史研究的同志大概都知道有三个口袋——三个牛皮纸的口袋里面装一些原始文件,这些文件在今天讲起来都属于ABC——我当时的党史知识大概到此为止。那个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还是由胡乔木同志管,李琦同志是主任。他拿我过去在《人民日报》写的论辛亥革命的一篇文章,给邓大姐(指邓颖超)念了一遍,邓大姐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做。就这样,我负责主编了《周恩来传》。
不是说我这方面有多少底子,但基本知识大概还算比较扎实,有一些分析能力,很重视文字表达。有了这几条,就是搞一个新东西也都用得上。因为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是负责人,我会看进人的材料,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哲学系都有。我会看这个人在这三个方面怎么样。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行,这个人不大容易培养出来;里边有一条、两条不错,有一条差一点,往往以后就感到他还是有缺点;这几个方面都具备的人,接触一个新东西,上手就很快。
我现在分开来把这几点说说。
01知识要有系统,眼光越宽广越好。先说第一点,知识面要宽,而且要扎实可靠。就基本知识来说,比较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知识要系统,二是准确。为什么知识要系统呢?我认识一些学识很广的朋友,他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看书东一下西一下。这种朋友在茶余酒后一起聊天是最好的,他什么都知道一点,都能讲。但是,他讲的东西你得小心,有的地方就靠不住。我打个比方,我们的知识很多都是从书上来的,家里面的书如果乱七八糟,你真要用的时候都无法找,就不能解决问题。你要把书分门别类,而且要形成一个系统。这样,你看到新书,觉得很重要,估计家里没有就买了,往那里一插,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到。
知识也是这样,你要有系统的知识。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有六七万字。不仅要注明是几月几号的报纸,还要注明第几版,书也要求注得特别清楚。这可麻烦了,我找了一个同志帮我核对。我说什么书在哪一个柜子哪一排,大概80%-90%的书马上就可以拿到。这都是一种系统,即便粗略一点,也比东一点、西一点专门在茶余酒后跟人聊天有用。
做研究工作,除了基本知识要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知识面要广。我们单位主要是搞党史,我不敢吹牛,对国民党史,我恐怕比多数人还熟悉一点,这个实实在在重要。为什么知识面宽一点有好处?以前梁启超写《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批评说,“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zhuó)黜(chù)谕旨,其他一切只有代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起来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把)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全体如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3页。)
比如说辽沈战役,出了一二十种将军、元帅的回忆录。我看了以后觉得,写得最好的是《粟裕战争回忆录》。有的将军回忆录讲到战略,感觉是一个战地记者眼光里面的战略;而《粟裕战争回忆录》,是一个统帅眼光的战略,两者根本不一样。粟裕夫人在后记里面说,粟裕本来一直不肯写回忆录,后来他觉得,我们不把过去战争的经历写下来,后人好像觉得这样一个统帅很英明,有一套设计,这个战争马上就要胜利,这样子将来要害死人的,所以他下决心写。其实政治斗争也是这样,眼光越宽广越好。有很多问题还涉及到世界形势,为什么在“皖南事变”以后,毛主席还想到重庆去?1943年以后国共关系又突然紧张……这跟整个国际形势变化有关。如果你的眼光只看到一面,没有看到全面,你就很难把研究做好。另外,多看一点不同的书,对你会大有好处。大家可能知道,我跟胡绳武同志是老同学,他比我大7岁,我们一起写了《辛亥革命史稿》, 150万字,四卷本。当时,除了对辛亥革命本身史料的掌握跟研究以外,《法国大革命史》我看了好几种,另外还看了亚非,实际上主要是讲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书。比较以后,我就发现有些事这里是这样,中国也像是共通的;这不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它有一个共同支配的规律。
另外,又看到它们之间不同,不同地方的就能看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假定说你只知道辛亥革命,不知道法国革命,也不知道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你讲辛亥革命只能就事论事,既看不到规律也看不到特点,只能把它的经过叙述一遍。所以,知识上面要宽,而且要准确。知识要准确,有的时候就要下笨功夫。
我不研究汉史,我记得在做大学生的时候编成口诀,“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婴”,脑子里就记得了。一讲到汉元帝,马上就想到在汉宣帝时汉朝已经走下坡路。年代也是,唐朝618-907年,明代1368-1644年,这些没有什么理解和道理可说,但记住了很有好处。你讲到一个别的事情,就想到有几个事件跟它有关;按天来看,国际上怎么样,国内环境怎么样,然后看当时这个事情怎么发展。
比如说名跟字,弄错的事情大概不少。有一位同志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把向方说成是宋哲元他不知道这是韩复榘的字,这叫硬伤。该记住的事情确实要下笨功夫,不能闹笑话。我在单位负责最后审稿,常常看到有错,我有100%把握的,用不着查,就直接改了;我有90%的把握,就不敢直接改,要找资料,如果确实错了,我再改。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以为自己记性好而掉以轻心。
陈垣(yuán)先生主张,历史研究对材料要竭(jié)泽(zé)而(ér)渔(yú)。但我们近现代史面对的不是一个泽,是浩如烟海,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在基本功里面要比较、选择,哪些是要花力气记住的,哪些我知道了,哪些比较重要,但是花力气不大、有用、要记住的。特别是我们看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脉络和线索。看完了以后,要利用很简单的语言说出来,如果说不出来了,那就不行。另外,里面有一些经常会用到的知识要记住。
02做研究分析,最重要的是问题意识。第二点,对问题分析判断的能力。光知识面广,你只能重复前人已经弄清的问题。你要做研究工作,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宣传文章是把已知的一些重要道理,用进一步的发挥或者用一些生动的事实来说明,使得别人容易接受、容易理解;而研究工作,主要是回答那些本来未知的事情,否则只能叫做整理,而不能叫研究。当然,我并不轻视宣传工作。因为我自己写宣传文章不比研究文章少。宣传工作要打动人心、有理有据,那是相当难的。但是,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研究工作是你要解决一些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另外还有事实和议论的关系。研究文章里面也有两类:一类就是刚才我说的叙述式,一类是夹叙夹议——既有叙述,也有分析评论。
胡乔木同志比较看重夹叙夹议,不仅仅停留在事实上。叙述的文章也有个好处,材料那么多,你把它系统整理成一篇论文,一看就清清楚楚。这些文章我一点都不小看。我们单位里边相当数量的论文停留在这里,经过梳理,把材料变成有条有理的说明,但没有解决什么新的问题。
我以前跟近代史所关系很密切。有一位同志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社会影响也很大。他写了好几本书,但主要是把材料系统梳理,叙述得还算清楚。他一个好朋友问他,大家知道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这个领域,哪一个重要问题是你提出来并解决的?他答不上来。
做研究分析,最重要的就是问题意识。陈(chén)寅(yín)恪(kè)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的老师周辅成先生说,你找到一个好问题,这篇文章就成功了一半。这个话并不过分。我现在确实有一个感觉,问题意识不仅仅是方法,而且是研究工作的动力所在。
有一次,我们的单位请中国科学院前院长路(lù)甬(yǒng)祥(xiáng)同志来作报告,他是搞自然科学的,他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的需要,一个是人的好奇心。前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恩格斯早就讲过,一旦社会上有某种需要,它对科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比十个大学还大他说人的好奇心这一点很新颖,许多问题想找到答案,就要去做研究工作,查材料,进一步思考,翻来覆去。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写出文章对别人也有用。但是,问题里面还有重要跟次要的区别,你力量有限时,当然尽可能解决重要问题。研究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首先是为了自己,要解决头脑里面感到困惑且还不清楚的问题。比如大家都知道,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就发现问题了,为什么苹果不是横着飞出去,不是上到天上去?他专心研究,研究出一个地心吸力,从地心吸力再进一步发现万有引力再往后推导出很多力学原理。苹果掉下来人人看见,但别人没有问题意识,牛顿从这里想到了很多,就要努力去寻求一个科学的解答。
胡适写过一句话,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对朋友,我们应该宽厚;但对有的人,有疑处进一步追下去了,又成了新的问题;对学问,确实要在不疑处有疑。人家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你感到这里有问题,你发现的问题越重要,你解决问题的文章价值就越高。
但是,问题有时很复杂,解决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论代史,从一个原理出发,用演绎的办法研究;还有一种是用归纳的办法。我并不是说归纳的办法就比演绎好,两个都重要,但绝不能只有演绎而没有归纳。我80%的时间用于看材料,20%的时间用来动手写。有些同志到档案馆去,头脑里面没有带问题。看的时候也不是在那里思考,先拼命做卡片,抄了一大堆的卡片回来,要作研究文章,就临时翻翻卡片,想找出点什么看法。看档案材料与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应该同时进行。比如说,我头脑里有了一个问题,尽量看完有关的、方方面面的材料。实际上,看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因为我想解决脑子里这个疑问,也许这一大堆文字中间有几句话一下跳出来,很解决问题,很说明问题。当然有时候,有的事情我以为挑起了担子,但再往下看,原来事情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更复杂的方面,我要改变自己的看法。不要认为自己第一个跳出来的看法就自以为是,然后沿着那条路越想材料越多,越想越完整—其实你走偏了方向,越走越远。
我通常一面看材料,一面思考文章该怎么写。一般讲,材料看完了,基本上我就开始写了。不是说看材料时尽量抄卡片,要做研究了,就来整理这些卡片,在里面找。这不光浪费时间,也许很重要的话你没抄,不重要的事情抄了一大堆。
03文字表达要干净。第三点,文字表达能力。《周恩来传》,我们当时有四本速成稿,给胡绳同志看了三本,他提了什么意见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他说,我替你割掉了几十个“了”。他说,历史基本上都是过去时,都是已经完成的东西。比如说,我讲1977年几月几号,中共中央召开了几届几中全会,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通过了关于什么什么问题的决议。好像文字也没什么毛病,胡绳替我把几个“了”字全删掉了。1977年几月几日,中共中央召开几届几中全会,全会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什么什么……文字干干净净。胡乔木同志有一次统计,在《人民日报》上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的”。的的的,跟水一样,滴滴滴,催人入眠。他讲,譬如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很完整,把那个“是”跟“的”去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说哪一个有力量?另外,文章要尽量口语化。你打开《毛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门见山,明明白白,看一遍就能记住。很多学生可能这样写:“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是在革命发展进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什么什么的问题”,你能记得吗?你看,毛主席讲话就是那么干干脆脆,他用的都是很普通的话,他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的吗?”(《论联合政府》)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
里特别用了鲁迅一句话,“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掉,毫不可惜。”(《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做研究、写文章常常有这种感觉,我看了那么厚一本书,看完了只有一条材料大体可用,我就用进去了;但这条材料并不那么有力量,可以删掉。我心里想,花了几天时间看完这本书,一共就抄了那么一句,现在要我删掉,这几天不是都白费了吗?不舍得。鲁迅说字、句、段删掉毫不可惜,这是因为他有针对性。另外,写文字要注意文章的结构。毛主席提的标准是准确、鲜明、生动。准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大概,因为我可能记得不准确),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朱总司令在队伍面前讲了一些什么话,每一个战士都很激动。讲话这个事没有错,这是事实,有根据,可以查到。我就问那个作者:每一个战士?你一个一个都调查过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想出来的吗?所以,要准确有时候真不容易。

你每一篇文章主要是讲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要很鲜明。胡乔木说什么叫鲜明?譬如说你从火车站走出来,面前一大堆的广告牌,绝大多数都忘掉了,有两个广告你留下印象了,什么原因?或者是这个广告牌特别大,或者色彩特别鲜明,或者是连续出现。那时候从北京机场出来还是小路,有车在前面走,三岔路口有一块牌子竖在那里,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因为要转弯了,你一定会看到。当年丰田车非常普遍,你印象就很深了。如果都是平平淡淡的广告,怎么会有印象呢?一篇文章里的主要见解,精彩的或是希望人家注意的问题,无非是那么一两处,或就几个地方。
写文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处处要替读者着想。我在复旦讲课13年。教师教学跟研究有一个区别。教师眼中有人,那么多学生坐在那里,讲话就要想到,这样讲他听不听得懂、愿不愿意听下去,哪些问题三言两语就够了,哪些问题要展开。教师有个好处,他给学生上课不能做非常复杂的分析,否则下面学生都头晕了,都搞不清。而研究机关的人有时候有个缺点,他蹲在房间里面仔细看,仔细研究,眼睛面前没有人,所以他像写读书笔记一样,不考虑对方怎样。讲得重一点,在那里自说自话。
我说的三条,假定用简单的话来讲,第一条是要熟悉它,第二条要理解它,第三条要表达它。我讲的知识面要广且可靠,这是要熟悉它。你要分析问题,就要理解他。到最后要讲究文字,就是表达它。有的人在某一方面很有成绩,但总就有那么一两个大缺点。两个同学毕业时没差多少,但工作一二十年后区别很大,往往就在于是不是经过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我讲的道理,只是从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出发,感到应该这样,并不是说我都做到怎么样了。到现在,我写完了文章还是找秘书看,他觉得哪个地方讲得不清楚,我还得改。鲁迅讲过,没有什么真正的文章做法,各人有各人的路子,这些方法在这个人身上适合,在那个人身上就不一定适合。我们国家需要有贡献的人,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人扎扎扎实实整理资料,有的人要做研究。真正好的办法还是在工作里面,根据自己的情况经常总结。
我自己在哪一点上有进步了,我的弱点是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每年年底要想一次,明年我针对弱点,试试换一个写法。有时候走过头,再收回来。
所以讲来讲去,无非是供大家有一个参考,只要有几句话还有用,我就心满意足了。
附: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著作,作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曾主编过《周恩来传》《毛泽东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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