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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生活]转发/王新生 左培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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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23-11-04 17:20
转发/王新生 左培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蔡汉以
2023-11-14

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王新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 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出现的问题,退回过去寻找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与西方国家先发的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有着更高的道德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命题。深刻理解这一命题,既需要深入考察“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也需要深入考察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关键词]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追赶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历史命题。说它是一个重大历史命题是因为,只有通过回溯最近五百年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只有通过发掘过去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和特征,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要想深刻把握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因而需要首先回答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是现代化?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什么是现代化?
为什么是现代化?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搞现代化?这并不是一个无须追问的虚造问题,而是始终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个人性生存焦虑”和“反思性理论疑问”。“个人性生存焦虑”来自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驻足于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疏离;“反思性理论疑问”来自现代化进程中保守主义历史观对“进步”观念的质疑。
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开始于西方,因此既往人们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也大多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形成了西方话语下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西方学者将17世纪到20世纪间三四百年的历史称之为“现代”(Modern)。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Postmodern)是否已经来临,“现代”是否已经终结,成为问题。后现代主义主张,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时代;与之相反,哈贝马斯等人则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仍然处于现代化进展之中。无论人们关于“现代”“现代化”的理解有多少分歧,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既往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展开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关。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逐渐瓦解,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生活在传统社会关系下的人们被抛入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关系中来。对于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社会转型则是社会的断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割断了个人与原有价值体系联系的纽带,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普遍的“个人性生存焦虑”。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的传统社会塑造了稳定的传统社会关系,为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生活体验。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因此对转型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体验的冲击是强烈的。无论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对扭曲人性的流水线工作的夸张表演,还是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以细腻笔触对出离现代社会场景的隐逸生活的描写,都是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焦虑情绪的文学投射。这种个体层面的生存焦虑,不只是那些深陷贫困的人才会具有的,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代化不适症”,是大众心理层面对传统社会关系的精神怀恋和对现代社会关系的心理拒斥。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的:“人类的工业和发明所提供的种种好处,那些可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得来的。”这种生存焦虑很自然地把人引向回归传统的怀古情绪,梭罗说:“我们的先辈走这条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首先要满足的是较为迫切的需求。但在如今,较为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呢?每当想到要给自己置办一座豪华的居所,我就会感到沮丧,因为这个国家看来尚未采纳人性的文化。”这里,传统被看作是人性的,而现代则被看作是非人性的。在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像梭罗这样的个人和他们组成的群体,这些个人和群体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的不满,试图通过“返回传统”找到人生的归宿,恢复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直至今天,当我们快速走进现代化的时候,仍然能够看到许多“现代化不适症”引发的“归隐田园”和“思乡”的浪漫畅想。在这里,“田园”和“故乡”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是人们思想深处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恋,因此不能仅仅用“失败者的消极避世”作简单的解释。无论是静谧的瓦尔登湖还是空谷幽兰的终南山都是象征,它们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一种逃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人们在浪漫的想象中把它们与前现代的生活场景联系起来。
虽然说这种个体层面的怀古情绪是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对旧有宗法关系的浪漫主义想象,却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心理情绪的人性根据,他说:“保守就是宁要熟悉的东西不要未知的东西,宁要试过的东西不要未试的东西,宁要有限的东西不要无限的东西,宁要切近的东西不要遥远的东西,宁要充足不要过剩,宁要方便不要完美,宁要现在的欢笑不要乌托邦的极乐。”近代以后出现的各种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心理情绪和人性根据之上的。这些保守主义者将现代化看作是人们在追求个体自由的过程中不断冲破传统社会秩序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秩序是人类社会存续的根本,而秩序建立的根基是美德。美德并不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在人们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中形成的。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高扬理性的旗帜,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从而失去了把人们和谐地维系在一起的传统美德,人心不古、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这样的社会生活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忽视人的精神生活,将人变成单向度的存在,与人性相悖离,并不是人应当过的社会生活。要想避免或纠正现实的弊端,就必须回到传统的智慧,恢复传统的美德。他们进而认为,虽然社会需要通过改良实现发展,但毁灭传统秩序和传统美德的变革只会为社会带来灾难。例如,保守主义者柏克就强调,人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该以“人性”为依据,而不是以“人权”为根据,激进人权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颠倒了这个根本,他说:“这种人对自己的人权理论是如此之感兴趣,以至于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人性。他们对于人的理解力并没有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反而是成功地堵塞了通向人心的那些途径。”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人性是人类社会最稳固的根基,美德是制度安排最可信的依靠,现代社会所追求的自由、权利、民主、法治等都是枝蔓,都是以它们为地基生长起来的。应当说,保守主义主张从人性深处发掘社会秩序的根据,试图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的理论思路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无论是西方18世纪之后出现的各种避世主义小团体,还是中国近代晏阳初等人进行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都是传统社会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作出的反应。这些反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归传统”。例如,20世纪初期晏阳初等人试图通过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创造新社会、创造新生活,使中国与现代世界接轨,实现民族再造。这种美好的理想,表面上面向未来,实质上却走向过去。当一个人面对充满问题而又无法逃避的向前道路时,他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原路返回;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当它面对充满问题的现代化时,原路返回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形成的各种问题,保守主义给出了回归传统并以传统智慧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问题的理论方案。
保守主义再向前走一步便是复古主义,虽然二者以相似的理论根据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但复古主义则在此基础上走向倒退的历史观,在理论上阉割了保守主义主张的合理性,在实践上起到阻碍社会的进步的作用。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华古老农业文明的对撞中开启了现代化追求,而人们直接将“西化”理解为“现代化”。在这场文化对撞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坚决反对西化主张,试图重新确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恢复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在康有为看来,历史发展是天下之公理大义的展开,而这个公理大义早已由孔子这样的先贤所揭示,今天的社会变革需要回到过去寻找智慧,他说:“今变共和,乃上承尧、舜之文明之治也。”这与梁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异曲同工。应当说,复古主义的主张在纠正“全盘西化论”的片面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要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通过诵经复古、建立“孔教会”,乃至恢复帝制等方式返回传统的道统,以旧制度规范现代社会生活,则显然是在面对现代化潮流时坚持了一种倒退的历史观,注定被历史所抛弃。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要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制度、文化等建设提供养料,克服单一西方文化滋养的现代化模式的片面性,而不是固守传统社会的礼仪形式,更不是将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移入现代社会。正如陈独秀在批评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时所说的:保守主义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建设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它无非是“既在自炫其二千五百年以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之固有文明,对于欧人无君臣教之伦理观念,加以非难也”。
现代化当然不等于“西化”,而中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却是确定无疑的。现代化一经在西方发动,对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就已经不再是“是否应该去实现”的选择问题,而只能是“怎样去实现”的选择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大潮,是由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以后的“世界历史”所决定的。在这个历史大潮面前,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然会被卷入到以资本扩张为开路机的国际竞争格局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个历史大潮造就了一个区别于过去农业小生产封闭时代的新的国际格局,整个世界因资本的扩张而连为一体。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文明能够置身事外,谁也不可能再回到尚未高度互联的前现代世界格局中去,除非像印第安种族那样被他人安置到与世隔绝的保护区作为“文明展品”“保护”起来。在这种国际格局中,是否实现现代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种文明的生存问题,是否选择现代化意味着生存或者灭绝。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浪漫主义幻想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供人瞻仰,难以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纲领进行落实。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说得极为明白:“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只能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关于这一论断的依据,人们诉诸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只能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道路,也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追赶式的现代化”。实际上,以“现代化”概念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本来就是因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追赶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而兴起的。
根据罗荣渠先生的考察,“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是 20 世纪 60年代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的。“现代化”在英文中作为一个动态名词意为 to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的意思。这就是说,“现代”(Modern)已经在那里,如何使尚未进入“现代”的社会成为现代社会就是所谓“现代化”,而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就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任务。这样,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就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还含有“现代”具有某些不同于其他时代特质的意思,于是便有了与“现代性”(Modernity)相关的问题。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既然“现代”有其特定的性质,那么是否进入“现代”便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而我们知道这样的确定标准是不存在的。理解这一矛盾需要辩证法,既需要通过“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来理解,又需要通过“发展中超越”的辩证法来理解。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一般特质是对多种多样现代化道路共有特征的概括;另一方面,“追赶式现代化”也将因其后发优势而超越业已存在的现代化模式,开辟新的现代性,并在新的现代性展开过程中丰富“现代”的内涵,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要求某些“追赶式现代化”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的早期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在18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的各种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而且这些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不断加深。与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不同,近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站在进步历史观上看待这些问题,试图揭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找到克服这些问题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对资本主义最猛烈、最深刻的批判是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在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由于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的剥削,形成高度的贫富两极对立,欧文将这种两极对立概括为“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将其描述为荒淫与贫困并见的社会景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美好的设计。他们提出,在未来的社会里,应当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应当改造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应当消灭商品交换,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应当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阶级差别;应当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直至最后消亡;等等。这种站在未来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创立了面向未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全新理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粗略设想,这条现代化新路将克服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的各种弊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今天我们努力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便是这样一条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这样一条现代化道路;我们自身的优势和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我们必然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客观条件看,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加上我们独特的国情,就使得我们只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就生产与经济体系现代化而言,先发的西方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率先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建立起远超农业文明时代的物质财富生产体系和物质财富生产效率,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生产与经济体系中占有垄断性优势。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这种“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将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固定下来,从而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的时代,也将现实世界区分为“现代的”和“追赶现代的”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使得“追赶式现代化”所面对的是“现代”,而不是像先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所面对的是“传统”。
作为“追赶式现代化”,中国是否可以重演西方现代化国家当年的生产经济体系的建设模式?答案是不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在业已形成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西方生产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那样走过一个“自然转型”的道路,而是必须以超越自然进程的发展方式首先进入现代国际分工体系,然后才有机会赶上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差距只能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就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现代化而言,西方原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启动初期所要变革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因此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政治解放”。在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中,这一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在经历了“政治解放”之后的今天,自由、平等、公平、民主、法治等现代理念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代世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底座”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比已经完全不同,这就为“追赶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早期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出发点。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虽然在生产和经济体系上落后于西方,却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为实现“人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制度优势的重要根据,也是我们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根据。必须看到,在这种不同于早期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必然要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复杂“叠加态”下进行全面的现代化转型。这注定是一个艰难和高风险的过程,但对于我们来说别无选择。
从价值目标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高的道德要求,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原发的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必然以资本的增殖为目的开辟现代化道路。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环境恶化的生态问题、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战争不断的国际问题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相悖离,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通过高质量发展充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通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证让最广大人民充分享受现代化发展的利益,通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证永续发展,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只有建立在这样道义高度上的现代化,才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开辟历史道路。
为什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在这个新命题里,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理解“人类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笔者以为,考察这一问题,应当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入手:一是从“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入手,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二是从不同文明的差异入手,进行共时性的考察。
从历史纵向上对“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性特质。我们知道,“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概念,是指与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体。以往,人们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历史阶段划分思想时,主要使用的是这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将被更为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是重合的,是指人类文明由低到高发展的不同时代。不过,关于如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社会形态的划分,经典作家有不同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等著作中进一步将社会形态划分为五种,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所谓“五形态说”。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状态出发,又将人类社会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三种形态。这就是所谓“三形态说”。笔者以为,这些划分并不矛盾,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历史尺度上进行的划分。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形态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因此无论是哪一种划分,其根据都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总体进步。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生产方式的进步推动的,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因此,将“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关联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开辟的人类文明形态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出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第二,从社会形态划分标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出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较小的历史尺度上讲的,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谓“物的依赖性”的历史阶段,仍然需要使用资本的工具发展生产力,从而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更高的人类文明形态创造条件。
从共时性上对不同文明进行对比性考察,使我们能够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文明总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的多样性也总是要通过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因此除从“社会形态”出发理解“文明形态”之外,我们还需要从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出发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们常常将“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进行对比,但这种对比并不适用于“文明形态”的考察。“文明时代”是用以表达不同历史时段的历时性概念,“文明形态”则是用以表达不同文明类型的共时性概念。当人们使用“文明形态”这一概念的时候,显然不是为了表明“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分野,而是为了表明具有不同特征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归纳出文明的不同“类型”或“模式”。这种比较往往是共时性的,即忽略不同“类型”或“模式”的历史间距,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时间坐标里加以对比研究。这个时间坐标往往是考察问题的当下,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于当今时代的,是从当代共存着的文明多样性上讲的,因此它与马克思讲的“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恩格斯讲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不同的。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是朝着“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不断迈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据这一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获得两点启示: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华文明复兴基础之上,是一种体现着古老中华文明智慧、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我们所追求的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开辟出的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设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替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将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但是,具体的现实总是超出一般的理论,因此理论总是需要根据实践的具体变化而不断丰富自身,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再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机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出发,近代中国的社会几乎无法用现成的理论加以概括。近代中国既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又不完全属于封建社会,却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孕育出强烈的社会主义诉求。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在理论上不属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因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难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加以说明,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成果来把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以及他后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早成果。他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出发点”,只有理解了这个“出发点”的特殊性,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为什么中国人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改造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些问题都要站在这个“特殊出发点”上去理解。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怎样理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创新性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创新性论断为打破对“社会形态”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理解,从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做了准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步入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一次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的理论概括,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宏大的事业,既需要宏大的实践推动其实现,又需要宏大的理论提供思想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这个蓝图从各个方面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实现路径和发展目标,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纲”。这一“大纲”需要系统的学理阐释,而这些学理阐释必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理论建设过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应当从这一蓝图出发,从各学科角度切入,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各方面问题。这些分领域的研究相互贯通、彼此支撑,便会在将来形成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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