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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生活]平和县哪些寺庙,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发挥过特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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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24-04-11 10:36
平和县哪些寺庙,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发挥特珠作用?
蔡汉以
2024-04-10

来源:红旗不倒闽粤赣/陈民安 2024-04-10。自古以来,寺庙(含祠堂,下同)是人们烧香拜佛、祈福平安、祭奠祖先的场所。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平和寺庙却成为革命的特殊场所,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一党政军主要决策地。芦溪蕉和陈氏家庙秀芦会议决定南昌起义军行军路线。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在周恩来、朱德、叶挺等率领下南征闽粤。10月6日,朱德率领的部分起义军回师入闽攻克平和县城10月10日,在平和县委派出的向导陈彩芹带路下,从秀峰坪洄经芦溪河到达小芦溪,在小芦溪陈氏家庙宿营。11日朱德召开有陈毅、王尔琢、毛泽覃等十多位高级将领参加的干部会议,会上确定了起义军行军路线,即继续“穿山西进、北上湘南”。长乐下坪罗氏祠堂,决定成立平和暴动领导机构1928年2月24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领导暴动的机构“平和暴动委员会”,朱积垒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委员有朱思、朱赞襄、扬文元、陈彩芹、曾浴沂等1928年3月7日平和暴动委员会组织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团1200多人进行誓师,3月8日凌晨打响了震撼八闽大地的“平和暴动”。
长乐乐北陈氏宗祠,决定陈彩芹接任平和县委书记1929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到平和长乐敦睦堂,帮助整顿平和县委,决定陈彩芹接任县委书记,朱积金任平和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组建赤卫队总指挥部,罗育才任总指挥。
国强侯卿陈氏祠堂,“高坑会议”决定国共谈判协议条款。闽粤边特委接到1937年3月5日南委指示信后,着手准备国共谈判,5月闽粤特委派卢叨(化名王祥)为代表与粤军157师连长伍笃祺在山内郭坑陈天才兄弟家举行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双方达成进一步接触商定谈判具体事宜的共识。6月26日的第二轮谈判在漳州举行,双方正式签订合作抗日的“六 ·二六”政治协定。为了这次谈判,闽粤边特委从统一党和红军的思想认识出发,于6月23日至31月在高坑陈氏大宗祠举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敏主持,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围绕谈判、部队改编、集中地点进行激烈的讨论,最后敲定我方部队到漳浦县城驻防,谈判代表根据会议的决定完成合作抗日协议的签订。
国强新建半岭赖氏宗祠,研究成立中共平和县工作委员会1948年8月,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为了能在解放后尽快建立革命政权,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共平和县工作委员会在新建半岭赖氏宗祠成立。书记叶东辉,组织部长赖国文,宣传部长沈亚发,财政部长卢友信,执委陈治三,县工委下辖7个工作团。工作团也是地方武工队,除了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外还要配合主力部队做好筹粮、筹款、订购布匹医药等后勤保障工作并参与决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平和县政权已具雏型
二党、政、农会机关及首长住地。九峰积垒村塘背祠堂,这里是平和革命的主要策源地。1926年10月15日,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期农民讲习所结业的学员朱积垒在塘背祠堂创办第一所平民夜校。教贫苦农民识字算数、启蒙革命思想,并以平民夜校做掩护,吸收先进分子,发展中共党员,传播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理想宗旨。有了夜校这一阵地,发动周围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反对压迫,推翻旧社会,随即创办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和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平和支部
长乐联三下坪罗氏祠堂,这个祠堂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历史。它是平和暴动旧址、中共平和县委诞生地、平和暴动委员会所在地1928年3月8日震惊八闽大地的“平和暴动”号令就从这里发出。这里也是朱德、陈毅、周帮采、林彪、粟裕、萧克、毛泽覃、王炳春等高级将领的卧室。
长乐联胜德裕堂,长胜支队接待站就设在这里1945年2月13日,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在长乐北部兔子窠成立,短短的四个月部队扩大到九个支队。8月11日第九支队在山顶平被福建省保二团、平和保安队包围,王长胜支队长受伤被逮捕后壮烈牺牲。九月,支队改名长胜支队并在此设立长胜支队接待站服务闽西南革命队伍
长乐联胜本立堂、癸山衍庆堂、秀山陈氏宗祠,成为乡苏维埃政府旧址。1928年7月26日中共平和县委在秀磜上洋塘背召开扩大会议,决议《平和县秋暴工作方针》提出长乐实行全面割据,取消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成立了十个乡苏维埃政权,其中和三乡、奇三乡、顶三乡苏维埃政府分别设在本立堂、衍庆堂和青山楼陈氏祠堂。
文峰三平寺,黄会聪旧居1933年4月,黄会聪受厦门中心市委指派,进入漳州中心县委领导靖和浦苏区工作,期间黄会聪就住在三坪寺方丈房二楼,1934年4月,黄会聪应中央指定受命组建中共闽粤边特委才转移至南胜欧寮。三平寺还是漳州中心县委(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
五寨新美关帝庙,五南苏区办公旧址1934年3月,漳州中心县委改称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县委下辖一、二、三、五及中心区委,南胜、五寨、小尖等地为五南区,区委书记安正川。卢胜、何俊、朱曼平等我党政军重要领导都在这里工作过。
国强松湖邦咸陈氏祠堂,漳州中心县委机关和邦咸党支部旧址1937年初闽粤边特委机关从南胜欧寮迁入内山长圳脚,1938年2月取消闽粤边特委成立漳州中心县委并迁入邦咸,机关设在邦咸陈氏宗祠,中心县委备战备荒,领导组建碧野垦荒公司开荒种粮、伐木、经商进行生产自救。
安厚龙头林氏宗祠,龙头苏区办公楼旧址1932年夏,靖和浦苏维埃龙头苏区在美峰村林氏祠堂成立,苏区人数近百人。以教师、商人身份为掩护宣传党和红军政策、组织民众捐献金银药品等物质并将物资运送到根据地。1936年春,卢胜带领边区独立营就驻扎该祠堂。
三革命武装驻扎活动地。为了加强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平和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一般都驻扎在一起而且职务上也互相交叉,所以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办公地也是红军游击队等武装力量驻扎地和活动地。
南昌起义军入闽时就有九峰福塘曾氏祠堂、中湖祠堂、长乐癸山林氏祠堂、建三福善堂等寺庙成为迎接欢送起义军、起义军宿营、开会、会见、休整场所。
韩江纵队在长乐江巷陈氏祠堂驻扎、平和赤卫队在长乐乐北陈氏祠堂成立、红九团与红三团在文峰三平寺会师、南胜欧寮关帝庙是红三团指挥部、大溪高隐寺卢胜独立团驻扎过、霞寨世德堂成为平和独立大队招兵站、芦溪蕉和陈氏家庙北上抗日义勇军在此整训、点编……
四交通站点。1937年闽西南交通总站在国强后溪自然村建立,在东南、东北、西南三条主线上布设了20个交通站,这些交通站就有许多设在沿线寺庙,比如国强大墘赖氏祖祠,新厝黄氏宗祠,大溪赤安的高隐寺……
五夜校、小学、培训班。在寺庙办学进行识字、算术、培训、辅导、宣传,这又是平和革命战争年代又一特色。规模较大有设在大芹山山腰的松湖陈氏大宗祠的“列宁小学”1935年林路到大芹山区开辟大芹山革命根据地做为敌我缓冲区,建立红军游击队休整基地和闽西南交通总站,为特委机关提供一个较安全驻地。1937年冬,闽南特委开始筹建列宁小学,校址设在片仔祠堂,生源来自附近几个乡村的贫苦人家子弟,最多时有50多名学生。免费读书,课程识字算术和传授进步思想、革命道理相结合。校长是和中区区委书记陈天才,教师由中心县委选派,主要是从被抽调参加义勇军后又退回的地方干部。
芦溪秀芦村下坪祠堂,农民识字班。1930年芦溪惨案后,闽西党的领导人张鼎承、邓子恢派永和浦中心县委书记张宗保,以特派员身份前来小芦溪领导灾民开展生产自救,恢复党组织和重建革命武装,同时用没被烧毁的下坪祠堂办起了农民识字班。
纵观平和革命战争的二十多年,有大大小小寺庙近50座在平和革命斗争中起到特殊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寺庙会成为我党军政革命阵地的,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
一开阔而牢固的场地。寺庙文化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寺庙的信仰、尊敬、寄托成为一方风情。寺庙的地理位置一般都是一个村落最上乘的,视觉好,交通比较方便,有自给水源。占地面积大建筑物有特色且牢固,喧嚣中有宁静,这些优势很适合于众多的人数集聚(军队、学生)和独居(办公、思考)。例如,“平和暴动”遗址罗氏祠堂,建筑面积149平方米,占地2442平方米;“秀峰会议”旧址秀峰村游氏宗祠建筑面积780平方米;“高坑会议”旧址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世德堂招兵站旧址占地面积394平方米;“红色据点”高隐寺、“小芦溪点编”旧址陈氏祠堂、“红九团红三团会师”旧址三平寺、“红三团指挥部”旧址和“闽粤边特委机关”欧寮寨尾关帝庙、“五南苏区办公地”旧址新美村关帝庙、“游击区遗址”顶埔祠堂、“石盘党支部”旧址侯卿庵、“龙头苏区办公室”旧址龙头林氏祠堂、“大协关石晶水交通站”旧址石晶水观音庙、“农民识字班”旧址下坪祠堂、“南昌起义军回师入闽第一站”旧址福田村曾氏祠堂、“朱德接见中共平和县委领导人”旧址中湖祠堂、“中国工农革命军福建独立第一团”遗址联胜村福庆堂,这些寺庙也大都有上百甚至成千平方米建筑和操场。
二公开而隐蔽的特点。寺庙的大众性决定了它的公开性,出入人员身份五花八门不被怀疑,寺庙的宁静和清规有利于传递情报。大溪高隐寺最为典型,高隐寺地处平和、云霄、诏安三县交界,有鸡鸣响三县之说,独特的地理位置、四面八方的来客、僧人外出化缘等都是建立地下交通站的有利条件,所以高隐寺便成为红色据点,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无数的情报。
三为民护民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让贫苦大众不受三座大山压迫过着自由公平的生活。因此我党政军走到哪都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选择闲置而空旷的寺庙借用之便成了首选,再说在旧社会贫苦大众自己都无安身之地,如果借用民房会雪上加霜,国民党反动派还会以通匪的罪名秋后算账。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平和众多的寺庙,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原因,它们在平和革命斗争中起到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一天你从这些寺庙门前经过,请你驻足行个注目礼以表敬意!(写于2024年3月)
备注:作者陈民安,男,平和县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会长,烈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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